再富足不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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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时可以边听：Spotify 歌单。

我的音乐品味，一向和人们对我这种人的预期不太相符。我是在华盛顿特区郊区长大的亚裔美国人。我一路攀上了美国东北部的一座象牙塔：耶鲁。如今，我是一名机器学习工程师，也想当个社会学家，正在旧金山扎根。没错，我出身工薪阶层，可妈妈是发型师，爸爸是导游。我浑身上下没有半点蓝领气质。不知走到哪一步，我竟成了乡村音乐迷。

我第一次自己掏钱看的演唱会，是大学一年级结束后那个夏天，在花旗球场（Citi Field）举行的扎克·布朗乐队（Zac Brown Band）演唱会。当时的女朋友和我住在法拉盛一家每晚二十美元的 Airbnb。从缅街（Main Street）走到球场的半个小时，仿佛把我们从九十年代的香港带进了得州的一个周五夜晚。人群里的其他亚裔，一只手就数得过来。没有一个是男的。

开场歌手科迪·约翰逊（Cody Johnson）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演说，颂扬炽烈的爱国心、退伍军人，以及一种不分党派、彼此包容的文化。他痛斥社交媒体上的“取消文化”，台下欢呼声一浪接一浪。当晚离开球场时，四周响着“LET’S GO BRANDON!!”的口号声。¹

今年六月，我飞到纳什维尔，去看艾伦·杰克逊（Alan Jackson）最后一场全长演唱会。十月买下两张票时，我还觉得自己到了夏天谈上恋爱的胜算很大。两张票共计一千七百一十五美元，但我对自己说：如果一切顺利，这会是一趟很棒的情侣旅行。要是不成——嗯，到那时，我肯定又爱上谁了。夏天还远着呢。

那段暧昧关系没能开花结果，也没长出一段新的恋情。到了五月，是时候启动应急预案了。我把那张票推销给朋友和同事，起先按原价，后来又打了折。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艾伦·杰克逊是谁。我考虑过在财务上负责任的选择：当一回黄牛，把多出来的票卖掉。卖票的钱足够支付机票。朋友们建议我干脆把约会软件 Hinge 上的位置改成纳什维尔，到当地找个伴一起去；可我从来没有那么大胆。最后，我补贴了票钱，让一个住在远方的朋友来纳什维尔和我会合。那确实是一趟很棒的周末情侣旅行，只不过不完全是我原先设想的那一种。

演唱会上，坐在我们上面一排的几个加拿大人问，我是怎么喜欢上艾伦·杰克逊的。我的父母是不是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，在漫长的车程中，穿过美国那些相当于阿尔伯塔的地方时，把这些歌一首首灌进我的耳朵？我讲出来的故事，却颇有些知识分子式的古怪。

有一天，我不知怎么在网上读到了一篇博客文章，讲的是乡村音乐界如何回应“9·11”悲剧。那是大一时钻进去的一个问题，我越查越深，想弄懂音乐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：乡村音乐怎么会和共和党联系在一起？也正因此，我偶然读到一篇文章，谈到艾伦·杰克逊那首沉痛的悼歌——《当世界停止转动时，你在哪里》（Where Were You (When the World Stopped Turning)）。在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主导爱国歌曲的年代，它传达的却是信、望、爱。²

其实我早已听过这首歌，但那篇文章促使我把艾伦·杰克逊的作品继续往下听。接下来让我爱上的，是《小小的生活》（Little Bitty）——它轻快地描绘了两个人一起过平凡日子的图景——以及《还记得那时吗》（Remember When），温柔地回望这样的一生。那时，我刚开始一段后来持续近四年的感情，也已经在想象一个总有一天或许会令我怀念的未来。

不过，要说我是怎样爱上乡村音乐的，就得从童年讲起：那时我给自己灌输爱国主义，做着美国梦。七年级时，收音机里一首 Passenger 的《让她走》（Let Her Go）才打破了这道咒语。在那之前，我听的大多是《上帝保佑美国》（God Bless the U.S.A.）这样的爱国歌曲，以及古老的美国民歌。四年级时，我播放次数最多的视频，大概是一段 Cedarmont Kids 演唱《简单的礼物》（Simple Gifts）的 YouTube 搬运视频。³ 初中时，我还很喜欢和一个迷上了共产主义的朋友动不动就高唱《共和国战歌》（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）——如今他在私募股权行业工作。⁴

高中几年，我听得最多的是 Passenger 和 YouTube 上一大批翻唱不插电版本的歌手。到了毕业班的某个时候，乡村音乐借着 Spotify 算法的神秘安排，悄悄溜了进来。现在回头看，这一步其实并没有跨得多远：乡村音乐里照样有吉他、歌声和故事，只是钢棒吉他多一点，钢琴少一点，乡音则浓得多。

从我的 Spotify 歌单留下的遗存来看，最早出现的多莉·帕顿（Dolly Parton）的歌，是她和 Pentatonix 合作重录的《乔琳》（Jolene）。我第一次听是在二〇二〇年末，那时，因疫情临时休学的一年才刚开始。同一天，我还发现了《朝九晚五》（9 to 5）。我那时其实还没有真正上过朝九晚五的班，⁵也不是女人，可还是能体会歌里的感受。

不过，真正把多莉刻进我的那些回忆里的，是《彩衣》（Coat of Many Colors）。⁶我究竟怎样发现这首歌，已经无据可查；但 Last.fm 还保留着后来发生的事。我听了一遍，把它加进歌单，然后忘了整整一个星期。接着有一天，我听了八十遍。第二天又听了二十六遍。

我并没有像多莉那样，在《田纳西山中的家》（Tennessee Mountain Home）那样的地方长大。小时候，我星期日不去教堂，也没听过附近田野里的蟋蟀声。妈妈没有给我缝过衣服。奶奶倒是给我织过毛衣，但每件都只有一种颜色，我也从未因此在学校被人取笑。可这一切，都没妨碍我在十八岁高龄时，沿着岁月往回走，漫游回年少的时光。⁷六年后，二十四岁的我又一次往回漫游。

上个星期，妈妈第一次来旧金山看我。她要飞去澳大利亚参加悉尼马拉松，在转机的十二个小时里给我烫了头发。离家前，她整夜没睡，准备我最爱吃的东西。她的随身行李塞满了春卷、泰式红叉烧（mu daeng），还有糯米的种种做法：芒果糯米饭、甜竹筒饭（khao lam），以及咸粽子。和几个朋友一起吃这些饭菜时，我又想起了《彩衣》，也想起妈妈对我的爱。

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是二〇二一年初。按理说，那时我的大一应该刚过了一半，我却在休学，没在做什么特定的事。当然，我还是给自己找了些目标去追。我学会了读中文，做了记忆卡片方面的研究，读了些关于教育不平等的书。不过说到底，我只是比平时多花了很多时间和妈妈在一起。

疫情期间，妈妈以烘焙和做饭为乐，做的就是后来带到旧金山的这些吃食。那时她做的还要费工夫。有几次，她花上好几天做小笼包：先熬高汤，冷藏凝成冻，切碎拌进馅里，才能包出这一只只精巧的汤包。她一直没学会怎么把皮包薄，于是招来了她那个永远不知感恩的孩子的抱怨。也就是我。

大多数时候，妈妈都是一个人辛苦做饭。不过偶尔，我们也会一起动手。我们放着传统的包饺子不做，偏要一起学着用竹叶裹糯米，包粽子。教学视频是中文的，而中文对我们俩都是第二语言。中文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通用语，尽管视频里的有些讲解，我们还是听得吃力。

我们之间的沟通，一直都有些困难。我从特色学校到耶鲁，再到旧金山的一家初创公司，一路往上走，也越来越难把自己的生活讲给她听。我的世界里，她不熟悉的事越来越多；而在我们用中文、英文和泰文拼缀起来的语言里，谁也不太清楚对方究竟懂哪些词。

困难不只是语言上的。妈妈很少记得我提起的人，也不总会问那些我希望她问的问题。有时我讲到一半，她会打断我，说起自己刚想到的什么事，和我讲的毫不相干。最近那顿晚饭后，一个朋友说我有几次似乎对妈妈很不耐烦，还问我们平常是不是一直这样相处。

也许是吧。那个不知感恩、眼里只有至亲的缺点的孩子，还在我身上留着影子。我对她没有耐心。太多事情，我觉得不值得费力解释。我也从来没花时间把泰语重新学回来——两岁时在泰国住的那一年，它是我的第一语言。我们之间的通用语，本不必是中文。

然而，每当听到《彩衣》，我总会觉得，有我们之间的这份爱，我已再富足不过。⁸我的童年并不完全像多莉在《从前的好日子（那时日子很苦）》（In the Good Old Days (When Times Were Bad)）里唱的那样——我们有鞋，有药，后来也有了钱。尽管如此，几十年替人剪发，还是让妈妈患上了腕管综合征。和多莉一样，那段日子的回忆，给什么我也不换；但我也绝不愿再回去。最近一次去中国时，我给妈妈买了一把好的理发剪刀，是她从来舍不得为自己买的那一种。她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。

多莉于二〇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去世。第二天，妈妈带着为我做的食物，在转机途中抵达旧金山。我是在上班时得知消息的。从那以后，我一直循环播放《彩衣》。

不久前，我在公司新认识的一位朋友问我，为什么喜欢乡村音乐。我试着让他明白。⁹可当时，不管怎么解释，听起来都有点老套。我听起来大概像是只喜欢那些按模板写出来的歌，唱的也是按模板过出来的人生；乡村音乐里也确实不乏符合那些负面刻板印象的歌。可最好的乡村歌曲，用简单的故事讲述人生的富足从何而来——那些生活与情感的片段，让我记起，沿着美国梦这架梯子向上爬时，我始终带在身上的是什么。

那些连艾伦·杰克逊是谁都不知道的朋友，这个星期都在发帖纪念多莉。她是最后几位几乎人人都能坦然说喜欢、不必多作解释的乡村音乐大师之一——连我如今扎根其间的这群支持民主党的城市年轻人也不例外。从毕业起，我在耶鲁的秘密社团就一直说要去多莉主题乐园（Dollywood）重聚。也许是时候让这件事走出群聊了。

如果你错过了开头的链接，可以在这份 Spotify 歌单里听到文中提及的歌曲和歌手。